然而眼下是在东京城中出了命案，死的还是禁军都指挥使的侄儿。
公服官吏自然不敢妄下断论。
“杀人者未必是杀人之罪，我只是一时激愤失手，并无蓄意杀人之心。”
李奕当即辩解道，“难道眼见亲属遭人欺辱，我连反抗劝阻都不行，只能忍气吞声不成？”
“按照《永徽律疏》中的六杀，我最多只是过失杀人，应不以杀人罪论处。”
在五代乱世的背景下，律疏规条等混乱不堪，但大体上还是沿袭唐制。
而此时后周尚未定法，皆用唐之旧典，《永徽律疏》作为唐律的范本，自然具有权威性。
就算要认下杀人这个事实，那也要往过失杀人上靠，因为过失杀可以用铜赎罪。
“哦？”公服官吏闻言有些惊诧。
这个时代下层武夫们能识字的都不多，更别说去了解相对偏门的律法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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