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剥离党争与权力捆绑。当时的台谏官常沦为党争工具，动辄以“新旧”论罪弹劾同僚。应规定台谏言事必须针对具体政务失误，严禁以“党同伐异”为由攻击官员，违者罢黜。同时，宰执选拔不再局限于两党领袖，而是从地方政绩卓著、无强烈派系倾向的官员中遴选，且宰执任期内若提拔本党成员超过一定比例，需接受御史台质询，避免朝堂沦为一党私器。
三、以经义释分歧，而非以分歧解经义。新旧两党常借儒家经典注解之争强化对立，如王安石以《三经新义》为变法依据，旧党则尊传统注疏驳斥新法。朝廷可召集两党及中立学者共同编撰《儒经会通》，梳理经义中关于“变革”与“守成”的共通之处，明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核心是为民生而非派系胜负，让经义成为弥合分歧的纽带，而非党争的武器。
说到底，党争的本质是“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错位。唯有让朝堂上下明白，无论“新”与“旧”，终究是大宋之臣，政策取舍的标尺从来不是哪一派的主张，而是取决于是否利于大宋安稳、百姓安康，党争的土壤才会逐渐瓦解。
向太后虽然觉得赵俣说得有道理，可她从王安石变法时起，甚至是更早时起，就在默默地观察着大宋，对于如何治理大宋，她有着自己的想法。
赵俣能当上这个皇帝，向太后居功至伟。
而且，那时赵俣就已经知道了，向太后只有一年多寿命。
于情于理，赵俣都得让向太后试一试。
关键，赵俣深知向太后性格中有固执的一面，一旦认定之事，便难以更改，不如让她在尝试中碰壁，如此一来，自己再推行改革方案，阻力便会小上许多。
向太后满心欢喜地推行起她的中间路线政策，试图在新旧两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结果却证明，她想走的中间路线，根本就行不通。
还好，向太后不像高滔滔那样刚愎自用，见她真的救不了大宋，加上她的身体也不行了，她赶紧将大宋彻底交到赵俣的手上，让赵俣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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