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孝”是儒家的重要考核标准，赵桓在这两点上表现突出：
对赵佶，赵桓“孝而不盲从”。他每日按礼制向赵佶问安，对赵佶的日常需求尽心满足，但在赵佶喜欢铺张浪费上，他从不盲目附和，而是屡屡劝谏。
每逢灾年，赵桓都会以个人名义捐赠他自己的俸禄，用于赈灾；对落第的寒门士子，他曾上奏赵俣，请求放宽科举录取名额，多取孤寒之士，避免官宦子弟垄断仕途；甚至遇到冤情，他虽无直接司法权，却会将案情转交大理寺，督促尽快审理，避免民怨积压。
在赵桓的刻意经营下，士大夫，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赵俣的士大夫，给了赵桓很高的评价，有一种，新皇要是不从赵俣的儿子中选的话，赵桓是最好的选择的即视感。
民间也有“赵桓贤德，可解民苦”的贤名。
可对于这样的赵桓，赵俣却始终都没有重用过，只让他教书育人，或干些不痛不痒的工作，哪怕有谏官或者吏部的官员推荐赵桓，赵俣也没有重用赵桓的意思。
慢慢的，有人反应过来了，赵桓的表现，已经超过皇子、宗室的范畴，说穿了，就是赵桓表现的太过了，对赵俣的儿子形成了威胁。
这也就难怪赵俣会打压赵桓了。
久而久之，赵桓也认为，是他表现得太过了，引起了赵俣的忌惮，赵俣才封杀他。
如此，涉及到赵俣和赵俣儿子的事，赵桓不禁有些束手束脚、畏首畏尾。
沉吟良久，赵桓才说：“宽则失纪，严则伤和，二者难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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