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阿拉伯人抛出在外，让这个本来就对法国文化没有认同感的群体，还处在前现代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全社会出钱养一个整天除了念经就是生孩子的极端神棍群体，每个神棍家庭生八个，有五个脱离邪教进入社会，另外三个继续走上念经生孩子的道路。
毕竟劳保的子女又不一定也是劳保，哪怕是最原教旨的哈雷迪派，依然会有大量哈雷迪子女脱离社区，还俗为世俗犹太人。
要是抛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科曼可不敢想象未来这个涉及到法国命运的地方，会变成什么样。
比起伊朗危机这种冷战预演，目前法国的第一届政府显然问题更大，戴高乐已经从多种场合明确了对总统制的支持。
但是这种声音遭到了三大党派的反对，则倾向于恢复传统的议会制共和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议会拥有最高权力，政府由议会多数派组成并对议会负责。他们担心一个权力过大的总统会走向专制，重演拿破仑或君主制的历史。
府院之争虽迟但到，这一次在法国上演了，戴高乐已经公开表示对议会制的不满，“我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领导一个法国政府，而它在第二天却要受制于一个拥有十五个甚至二十个党团的国民议会呢？这些党团每个都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委员会，自己的计划，而且毫无疑问，还会有自己的野心和阴谋。”
甚至都轮不到法共跳出来，在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制宪议会通过了大幅削减军费预算的决议。
科曼在年底休假返回巴黎的时候，戴高乐正在和几乎所有党派争吵，也包括以戴高乐支持者自居的人民共和运动。
德拉贡上将对科曼回来有些惊讶，但没有多说什么，对于戴高乐和议会当前的斗争也闭口不言，科曼自然也当做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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