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丽史》与《金史》记载，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至金哀宗亡国的这119年间，高丽向金朝遣使共计194次，远超同期与南宋、西夏的交往频次。
这些使团并非单纯的政治朝拜，而是每次他们都携带数十名精心挑选的高丽美人，这些高丽美人或成为金朝皇室的妃嫔、贵族的姬妾，或担任宫廷侍女，以柔性方式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这种“美人外交”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达到顶峰。
完颜雍即位后，一改此前对高丽的强硬态度，主动遣使修复关系，双方逐渐形成“规律性遣使+固定品级使者”的制度化模式。
而高丽美人正是维系这套制度的隐形纽带。她们既能为金朝皇室和权贵传递高丽的善意，也能将金朝的政策动向反馈回高丽王廷。
在高丽美人的斡旋下，金朝甚至允许高丽在金朝的都城开设“高丽馆”，专门安置高丽使节与随行人员。
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追捧，几乎到了攀比成风的地步。
蒙元的达官贵人常以拥有高丽女奴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身份象征。家中女奴少、容貌差的贵族，会被同辈公开取笑。
这种风气直接催生了蒙古对高丽女子的大规模索取。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专门下旨：“高丽国处女，必先告官登记，而后许嫁”，将高丽女子的婚姻权纳入蒙元的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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